西行求法第一僧──朱士行 -- 【佛界轶事】 文:天香(寄自苏州)

在中国佛教史上,有许多高僧为了探求佛法的真谛,求取印度原本经典,冒着生命的危险西行求法,为中国佛经的翻译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在众多的西行求法高僧中,曹魏时期的汉族僧人朱士行,堪称中国第一位西行求法的高僧。

朱士行(公元203—282)是三国时高僧,颍川(今河南许昌市)人。少年出家为僧,但未受戒。魏齐正始十年(公元250)印度律学沙门昙柯迦罗到洛阳译经,在白马寺建立戒坛,首创受戒度僧制度,并请印度和西域僧担任戒师受戒。从此,魏地开始按照戒律规定受戒度生。当时,朱士行正在洛阳,立志学佛,首先登坛受戒,成为汉土第一个出家沙门。朱士行出家受戒以后,在洛阳钻研、讲解《小品般若》,感到经中译理未尽。因为当初翻译的人把领会不透的内容删略了很多,讲解起来词意不明,又不连贯。

此外,早期译经质过于文,往往使人觉得晦涩难懂,这种情况引起许多人的不满,朱士行常常感叹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译理不尽,让人不可解,因此,他发誓要西行求法,去寻求《般若经》的原本,以弥补佛经翻译过程中留下的缺憾。

魏元帝景元元年(公元260)①,他从雍州(今长安县西北)出发,越过流沙到于阗国(今新疆和田一带),于阗是天山南路南道的东西交通中心,印度佛教就是经由此地传到中国内地的。朱士行到达于阗国时,此地大乘佛教虽已广为流行,但居正统的仍是小乘佛教。朱士行在那里获得了《放光般若经》梵本,朱士行在于阗抄录《大品般若经》的梵本,共有90章,总计60万言,他想派遣弟子弗如檀等十人将该经送回洛阳。于阗国的小乘信徒却横加阻挠,将《大品般若经》诬蔑为外道经典,向国王禀告说:“汉地沙门将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,大王如果准许他们出国,大法势必断灭,这将是大王的罪过。”因此,国王不许弗如檀出国。这件事令朱士行愤慨不已,所以主张以烧经为证,誓言道:“若火不焚经,则请国王允许送经赴汉土。”说完就将《大品般若经》投入火中,火焰即刻熄灭,整部经典却丝毫未损。

弟子弗如檀终于在晋太康三年(公元282)②将该经送回洛阳,从朱士行出国,到送回经典回国,前后达二十余年。晋元康元年(公元291),此经被转至陈留(今河南开封东南)水南寺。比丘无罗叉、竺叔兰等人合力译成汉本,取名为《放光般若经》。朱士行以80岁高龄终老于阗,实践了他为佛法捐躯的誓言。

朱士行圆寂后,按照佛教的仪轨进行火葬。当地人民将其骨灰和舍利,建塔装殓。因为中国佛教僧人在道安以后才“四姓入沙门,皆称释种”,规定“释”为佛门弟子之通姓,所以朱士行是本姓本名,而没有释姓法名。

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看,朱士行可说是创始人。他西行求法,对后世影响很大。那时去西域的道路十分难走,又没有人引导,士行只凭一片真诚,竟到达了目的地。他虽只送回一部经,他那求法忘我的精神感人至深。他不畏艰险,为法忘躯,毅然前往。他送回的大本《般若》译出之后,颇受佛学界的重视。晋道安大师曾称赞说:“善出无生,论空持巧,传译如是,难为继矣”。中山的支和上(名字不详)使人到仓垣断绢誊写,取回中山之时,中山王和僧众具备幢幡,出城四十里去迎接,可谓空前盛况。当时的义学高僧如帛法祚、支孝龙、竺法汰、竺法蕴、康僧渊、于法开等人,都为之作注或讲解,形成两晋时代研究般若学的高潮。

朱士行不仅是中国佛教第一僧,也是西行取经的第一人,他比法显西行取经早170年,比玄奘早400年。朱士行西行求法,为后世西行求法者如法显、宝云、玄奘等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,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。

①魏元帝景元(公元260六月-264年五月)是三国时期曹魏的君主魏元帝曹奂的第一个年号,共计5年。

②晋武帝太康元年(公元280年),西安改名豫宁。南朝陈武帝永定三年(公元559年),于豫宁县立豫宁郡,辖县五:艾、永修、建昌、新吴(即今奉新)、豫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