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－－作为日本佛教母体的中国佛教 -- 特约记者：林慈（寄自北京）

日本大谷大学校长木村宣彰于去年到北京进行一次佛学交流，并在中国佛学院发表了一篇有关“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之因缘”的演讲，让我们对日本佛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木村校长的讲题是《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－－作为日本佛教母体的是中国佛教》。

木村校长重申，中国佛教对日本佛教有着重大的影响，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。因此，如果无法了解中国佛教的特色，基本上就无法了解日本佛教的发展。中国佛教的基本特色有四点：其一，保有庞大的汉文圣典；其二，历史悠久；其三，佛教思想规模宏大；其四，成为日本佛教的母体。

缘起--佛教是什么？

不可否认，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在信仰上是一致的，但在方式上又存在着许多差异。因此，必须承认日本佛教从中国佛教中吸取了许多影响。要了解日本佛教，我们可从结构的成立、内容、目的三方面来研究。

一、所谓佛教，首先从其成立上看，是追随佛陀释迦牟尼讲述的教诲。因此可以说，佛教是“佛陀所说之教”。

二、从佛陀教诲内容看，佛教是佛法。早年日本佛教向人们讲述的“佛陀是谁”，“佛陀的本质是什么”。佛陀是体悟了法（dharma）而成佛的。佛陀根据他悟道内容“法”，进而展开说教。因此又可以说，佛教是佛法。

三、要进一步思考，佛陀释迦牟尼何故要宣扬佛教？佛教的目的是什么？

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。我们必须思考佛陀讲述佛教的目的。佛陀认为所有的有情众生，都在真理中觉醒而成为觉悟者（佛陀），成佛的教诲，就是佛教。换言之，佛教是为了成佛的教诲。因此佛教是佛道。

佛教构成要素--皈依三宝

所谓佛教，因是佛陀所说之教而称为佛教，因而，佛的本质就是“法”，所以称为佛法，又因讲说成佛之道而称为佛道。

佛教是佛法，是佛道，三者合一，合称为佛教。在这中间，全部有情众生都能成佛（觉醒之人，觉悟者）的教诲，是最重要的。

作为构成佛教的要素，佛、法、僧三者缺一不可。如果没有佛陀，佛教不存在。如果佛陀未对他人宣说他所悟的法，佛教不存在。佛教是佛法，是佛道。作为佛法，如果没有听闻者，就不成立；作为佛道，如果没有实践者，也不成立。

在佛教中，佛、法、僧三宝是必要的。三宝是佛教徒的基本信仰对象。皈依三宝，在世界的佛教徒中，是共通的。

中国佛教的特色--教相判释①

佛陀在世时的原始佛教，是以释尊为中心的佛教。佛陀灭度之后的部派佛教，虽然被称作小乘佛教，而这个时代的佛教也是“释迦一佛”，也就是说，不承认释迦佛以外的佛陀的存在。以后的大乘佛教，认为所有众生都存有佛性的结果。从释迦一佛的佛教，发展所有有众生都可成为佛陀的“成佛”佛教。这是主张在十方世界中，有无量诸佛存在的佛教。

日本佛教受中国佛教的重大影响不容否认的。因此，若不能了解中国佛教的特色，基本上是无法了解日本佛教的发展的。中国佛教的基本特色有四点：其一，保有庞大的汉文圣典；其二，历史悠久；其三，佛教思想规模宏大；其四，成为日本佛教的母体。

关于“佛教思想规模宏大”是中国佛教的特色，我们必须思考教相判释这个问题。在印度佛教中，是不存在着中国佛教的教相判释的。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，亦已经过了佛陀灭度之后的四、五百年时间。因此，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同时传来。而在大乘经典中，更含有种种内容。为此，大乘与小乘的不同在哪里，种种大乘经典的优劣又在哪里，通过思考这些类似的问题，产生了分类整理佛陀教诲的必要性，也形成了许多学说。

重视慧学的佛教--天台与华严

作为代表性的学说，天台智顗大师②的五时八教，华严法藏的五教十宗，都是教相判释。除了这两种以外，还有种种的教相判释，从大量的大乘经典中选出被看作是最好的一种，探究其中心思想－－“宗”。根据依靠教判而阐明的“宗”，形成了宗派。这样的佛教思想规模的宏大，在世界佛教史中，中国佛教是最具特色，这也是最值得自豪的。

在思想规模宏大的整体中国佛教中，天台宗与华严宗等宗派应运而生。在印度佛教中，根本没有这宗派。因此，教相判释与宗派成立是中国佛教的特色。

中国佛教非常重视教相判释，做为结果，流行对经典论书的注释研究，终于创作了庞大的论述典籍。例如，对于《法华经》、《涅盘经》等主要大乘经典的注释，各个宗派从不同的立场，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。

印度的传统佛教中，修行佛道必须按照戒学、定学、慧学三学次第进行。最初，依据“戒学”来修正自己的言语动作趋于正道；其次，依据“定学”来统一散乱之心，以使得思惟专注；最后，依据“慧学”而使得智慧发挥。

在中国佛教中，重视慧学的天台宗与华严宗，成立了伟大的教学。世界上的佛教徒，在印度、中国、日本等，不问国度与宗派，戒、定、慧三学都是必修的。但是，中国佛教特别重视以经论研究为中心的慧学。南北朝时代各式各样的学派非常发达，到了隋唐，代表中国佛教的天台宗与华严宗终于成立了。这两个宗派的成立，无疑是奠定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基础。

重视慧学意味着不重视戒学与定学。做为反弹与弥补，唐代成立了重视戒律的律宗，与重视禅定的禅宗。

禅宗、律宗与净土宗成立

中国佛教南山道宣大师③成立的律宗，是从戒、定、慧三学中偏离定、慧二学，特别侧重戒学，发展而成的。与此同时，从戒、定、慧三学中偏离戒、慧二学，特别侧复位学，发展成为禅宗。与之类似，净土宗的念佛，也可以说是从戒、定、慧三学中偏离戒、慧二学，特别强化“定”学而来的。

依据戒学、定学、慧学的次第顺序而修行的印度佛教的通例。律宗、禅宗与净土宗的成立，给日本佛教带来巨大影响。在三学之中特别强调戒学与定学，而促成的宗派成立，从另一个侧面上看，可以说是实际化、单纯化。更进一步推进这种实际化、单纯化倾向的是日本佛教。

日本佛教中大乘戒坛

中国佛教的大乗佛教以压倒性的优势流行，然而在出家比丘、比丘尼应该遵守的戒律中，比如在四分律、五分律中，没有大乗与小乗的区别。不论是大乗还是小乗，只有受持具足戒，才能获得出家者的资格。

在另一方面，日本佛教也出现了别样的戒律思想，这就是菩萨戒的思想。大乗佛教的菩萨，不局限于自利，要依据自利、利他圆满的精神，上求菩提、下化众生的精神来修行。讲述作为大乘菩萨的心理构造之菩萨戒律经典，也就应运而生了，给后世佛教以强大影响力的《梵网经》。《梵网经》又称作《菩萨戒经》，天台智顗与华厳法蔵等，都加以研究并留下注释。

《梵网经》所说的菩萨戒，称为十重四十八戒（重戒十条，軽戒四十八条，合计五十八戒）。《梵网经》的菩萨戒，与具足戒那样的，发誓遵守以取得出家比丘资格的戒律思想是不一样的。

在日本佛教中，曾经留学中国的日本学僧最澄法师④（767-822），主张依据大乗戒而受持戒律。最澄法师认为，在佛教的教诲中，有着大乗与小乗的区别，因此在出家者中，大乗出家与小乗出家的区别也是必要的。最澄法师主张大乗出家者不是依据二百五十戒的具足戒，而是依据《梵网经》大乗菩萨戒而出家。在受戒作法上，必须建立大乗戒坛。小乗受戒必须需要三师七证的十人，而大乗菩萨戒的受戒，要有一位传戒师，但是如果连一位传戒师都得不到，在佛像前自誓受戒是可受承认的。最澄法师的主张，在佛教歴史上，是前所未有的。

三学超越与信的重视

最澄法师之后，在比叡山⑤修学的日本佛教各宗派的祖师们，都以大乗戒为依据。比如，浄土宗法然法师⑥（1133-1212）在维持圆顿戒传统的同时，提倡念佛往生浄土。法然法师认为守戒与修禅对于浄土往生而言，都不是必要的，只有念佛才最重要。

日本佛教继承了大乘圆顿戒⑦的传统。中国佛教从三学中特别强化戒学与定学而成立了律宗和禅宗，而在日本佛教中，比起戒、定、慧三学，更重视信、信心，因此产生了重视信、信心的佛教。

日本佛教之所以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无戒律的，是因为戒、定、慧三学集约在信、信心上面了。确实，作为一名佛教徒，如果没有信，没有信仰，那么戒、定、慧三学也就没有意义。这是日本佛教的根本立场。象这样日本佛教以中国佛教为模范，而逐渐生发出与中国佛教不同的特色。佛教徒极其重视信仰心，贯彻于日常生活，以实践佛教，这成为日本佛教的基本方向。

在印度佛教或者中国佛教中，出家与在家有着严格区别。而在日本佛教中，出家与在家（居士）的区别并不严密。那是因为，出家也好，在家也好，信心、信成为他们的共通的同样重要的东西。在信之中，出家在家并无区别。从这里出发，日本佛教演变而成为在家佛教。佛教的本尊佛像，不仅在寺院，在一般家庭中也设立佛坛，加以安置。在一般家庭中，安置佛坛的房间，叫做佛间。依据家中佛坛，佛教徒能够时刻认真地检讨自己的信与信心。这个是日本佛教的特色。

在戒、定、慧三学，在信的意识上以单纯化、纯粹化突出了日本佛教。如果失去了信与信心，也就失去了佛教的生命。可以说，日本佛教把三学集约在信，特别强化在信、信心上，在信中包含三学。倘若失去了信、信心，就堕落为无戒律的佛教了。

结语--日本佛教的趋向

在日本佛教中，念佛占据着重要位置。念佛在佛教中本是共通的，古来为人们所实践。而日本佛教的念佛，从观念到称念，更从称念到信念，而逐步展开。

曾经象中国的庐山慧远所修的那样，静静冥想，观想佛陀，这是观念的念佛。到了唐代，依据善导，转向了口称的念佛。更进一步単纯化、纯粹化，在日本佛教中变成了信心的念佛。作为佛教的根本教理，《华厳经》的三界唯心，三界一心，《法华经》的诸法実相，治生产业、皆是実相，一称南无佛、皆已成佛道，《涅盘经》的悉有佛性，法身常住，这些大乗佛教的主要思想，都成为日本佛教的背景。日本佛教着重于实际的生活化、単纯化、在家化不断进步，把佛教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。

① 教相判释之略。天台之五时八教，法相之三时教，华严之五教等，判决释迦一代之教义者。所谓教观二门中之教相门是也。

② 智顗(538—597)，南朝陈、隋时代的一位高僧，世称智者大师，是中国天台宗的开宗祖师。俗姓陈，字德安，荆州华容（今湖北潜江西南）人。

③ 道宣（596年-667年），俗姓钱，唐朝吴兴（今浙江湖州市）人，一说丹徒（今江苏丹徒）人，生于长安。汉传佛教律宗南山宗初祖。

④ 最澄法师，俗家姓三津首，幼名广野，日本近江国滋贺郡人，祖上系中国东汉献帝后裔。他14岁出家，19岁入东大寺受戒后，却突然跑到比叡山盖了座草庵，过着山林修行的生活。对最澄来说，比叡山的修行生活是他的人生转折点。这时期，京城已迁移成功，而比叡山正位于平安京的东北方，俗称鬼门。桓武天皇听闻最澄的名声，便召入京，并让他跟随遣唐使团 入唐。

⑤ 比叡山别称天台山，最澄法师由唐朝回国后，就一直是日本天台宗山门派的总本山。

⑥ 日本净土宗开山祖师法然（源空）上人。公元1133年4月7日诞生于日本冈山县久米群南町是当时担任地方长官的‘漆间时国’之子，因父母深信佛法。

⑦ 【圆顿戒】又作大乘圆顿戒、圆顿菩萨戒、一乘圆戒、一乘戒、一心金刚戒、一心戒。或单称圆戒、大戒。系依法华开显之精神，采用梵网经中三聚净戒之作法所传授之十重四十八轻戒。

⑧ 慧远大师生于东晋成帝咸和九年（334年），往生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（416年）享年８２岁。太元丸年,慧远在江州刺史桓伊的帮助下,就在庐山创造了东林寺, 自此一住三十余年,直到离开人世。在这漫长的岁月中,慧远讲学不辍,一直到晚年仍执经登座,僧徒无不肃然起敬。庐山锦绣谷、 石门涧等处都留有他的讲经台。